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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反奴隶制运动,加勒比地区国家宣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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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反奴隶制运动通常与欧洲人跨大西洋贩卖奴隶贸易密不可分,欧洲人为何在疯狂对殖民地掠夺财富时而选择废除奴隶制度呢?废除奴隶制运动到底是怎么一步步发展的?

18世纪90年代,废奴主义者通过年在英格兰成立的“实现废除奴隶贸易协会”和年在法国成立的“黑人之友协会”的努力游说,最终促成了奴隶贸易的终结。英国的社团对奴隶在殖民地的生存条件进行调查,并访问了在运送奴隶航线上工作的名海员,以证明在海上发生的野蛮行径和海员及奴隶不卫生的生活条件。由圣公会和教友派信徒组成的社团断定,奴隶制完全与上帝的意愿相背。

法国的组织成员相信,法国正通过实施给奴隶以平等权利的政策向世界树立一个典范。黑人之友协会通过传播废奴主义文学和举办演讲,宣传雇佣劳力做特定的工作比蓄养奴隶更加经济。年,该协会首次在巴黎的国民会议中安置代表,但国内的混乱、法国大革命和海地革命使得对推进奴隶制的终结并无实际效果。年,该协会获得了胜利,国民会议废除了奴隶制。然而胜利是短暂的,年,奴隶制得到了重建。

同一时期的年,英国通过了法律,结束了奴隶贸易。英国人试图说服葡萄牙与西班牙人也放弃奴隶贸易,但没有成功。这两个国家坚持认为,由于英国失去了其在北美的殖民地,并且对发展大种植园不再感兴趣,所以英帝国不再需要奴隶。据他们的看法,结束奴隶贸易对英国人来说是一个毫无痛苦的决定。

年之后,废奴运动改变了策略,由提倡改善奴隶的条件、生活、劳动转变为支持彻底释放奴隶。年,反奴隶制协会在论英国殖民者反对这些法案。牙买加的种植园主注意到,这些法案的实施将会使他们在与加勒比地区的西班牙竞争者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他们声称,西班牙种植园主将会继续苛待他们的奴隶以增加生产量,而英国种植园主则不得不考虑奴隶的生存条件而受到束缚。不管种植园主如何反对,废奴主义的浪潮愈来愈猛烈。最后,年,议会通过《奴隶解放法案》,结束了英国所有领地上的奴隶制。该法案包括了一个折衷法案,以抚慰加勒比地区的种植主,给他们一个由奴隶制转变为自由制度的五年过渡期。

在古巴和波多黎各,反奴隶制运动是在本地发起的。不像英国政府,西班牙政府不支持废除奴隶制。古巴和波多黎各的知识分子和废奴主义者以文学为武器,奴隶制的不人道在作品中受到谴责,如年由古巴的安塞尔莫苏雷亚斯罗梅罗创作的小说《弗朗西斯科:甘蔗种植园》、《乡村的快乐》和年波多黎各的亚历杭德罗塔皮亚一里韦拉创作的戏剧《混血女》。年,也是来自波多黎各的塞贡多鲁伊斯贝利韦斯撰写了一篇光辉的提纲《废除波多黎各奴隶制的方案》来反对奴隶制。古巴经济学家何塞安东尼奥萨科提出一个结束奴隶制的方法,即从西班牙输入白人劳动力来逐渐替代奴隶劳动,将来要付酬雇佣以前的奴隶。萨科相信,自由劳动力的经济激励将对整个经济体有利。他建议欧洲工人移民加勒比不仅有经济上的目的,也有种族上的目的,正如他所担心的,古巴可能变成一个“非洲化”的国家。由于受到英格兰的压力,西班牙开始考虑废除奴隶制,支持奴隶制的古巴人害怕西班牙人可能最终向英国人屈服,他们游说美国获取该岛。这些计划没有结果,19世纪晚期,古巴人为独立而发动起义,并解放了残余的奴隶。这使得西班牙在古巴和波多黎各实施逐渐废除奴隶制的计划,年,波多黎各奴隶制结束;年,古巴奴隶制结束。

种植园主希望在奴隶制结束后,奴隶转化为有偿劳动者来维护种植园经济,这种想法在一些地方实现了,但大多数情况下,原先的奴隶离开种植园到城镇中去追求新的生活,许多人做生意,或在商店、旅馆和饭店中打工。蔗糖工业对劳动力的需要很快增加,解决的办法是输入东印度人和中国劳工。中国移民渴望避开家乡的动荡,向往更好的经济机会,他们满足了这种劳力需求。约25万中国移民来到加勒比地区,约12.5万人去了古巴,1.8万人去了英属加勒比,其余的分散在法属的岛屿和苏里南。

典型的中国劳工要签订一个5年或7年劳动契约,以支付雇佣者提供的路费和服装。标准的劳动契约包括一项退出条款,允许劳工在给契约代理人支付路费后终止契约,这笔费用按契约规定的服务时间折算。例如,一个劳工第一年终止契约要偿还75美元,第二年终止契约要偿还50美元,以次类推。协议偶尔也会提供预支的薪水给劳工在中国的家庭,大约20美元。中国劳工的生活并不比非洲奴隶的生活好多少,承包商担任了奴隶主的角色,虐待很普遍,因为承包商认为中国工人比欧洲白人低等。

19世纪70年代,中国政府终止了对古巴的移民,直至年,中国劳工想离开之时,即可以自由离开。强迫性的诱骗工人也被禁止。中国劳工最初在甘蔗种植园工作,到19世纪末,他们开始移入城镇,并贩卖小商品来供应种植园的工人和乡间的穷人。中国人以合算的价格出售少量的指定商品,使顾客的支出尽可能减少。当顾客没有足够的现钱时,中国的货主经常允许记账销售,这些账目直到顾客偿还后消除,当时也有中国店主借钱给他们顾客的例子。这些商店的特征是长时间的服务,从黎明到半夜,工作由店主的亲属或关系密切的朋友来完成。

年,名东印度人——第一批来自印度的劳工。到达特立尼达,东印度开始移民,至年,东印度人移民总数达人;到19世纪末,牙买加约有人。和中国人一样,东印度人获得渴望经济机会,同时也受到英国的鼓励,以减少印度某些特定地区的失业,如北方邦;契约规定,服务期男人为5年,妇女3年。契约可以续签,工作10年之后,劳工可以获得资助返回印度。

劳工在甘蔗田和棉花农场中工作,以农场为生,并最终形成他们自己的社会,“离开社区直到他们作为农业经营者创建自己的社区……达到经济上的独立。随着独立的完成和村庄的建立,印度人的社区建立了”。在他们的村庄里,东印度人坚持他们自己的传统,信奉印度教或伊斯兰。

在特立尼达,东印度人作为一种经济的推动力量出现在间。之后的20年,东印度人从年拥有5万英亩土地到年上升到9万英亩。在牙买加,一小部分东印度人以种植水稻挣钱作为独立的手段。当离开甘蔗种植园,他们就在沼泽边建立村庄。东印度人种植甘蔗,收割后卖给蔗糖厂;种植水稻供自己食用,也能挣得额外的收入,因为水稻的秸秆可以用来养猪。这些收入可供东印度人付房租和小块土地的租赁费用,并以此保证他们的收入。在牙买加和特立尼达,留在乡下的东印度人不与其他人交往。在特立尼达,这种情况在20世纪才发生了改变,东印度人为政治权力而挑战非洲裔特立尼达人。

奴隶制的终结并没有立刻改变牙买加的社会关系。象征奴隶制的人种和种族的界限继续成为解放后社会的特征,白人仍旧居于经济与政治的上层发号施令,歧视盛行,黑人在经济上上升的机会受到限制。例如,在英属加勒比有75万名释放的奴隶,但在所谓的自由允许下几乎没有能做之事,如不能参与负责征税会议的投票,征税需要拥有一定的财产,有些事对绝大多数已经解放的奴隶来说是不可能的。年,牙买加的人口总数有44万人,而仅有人是符合条件的投票人。这些不平等导致的紧张与愤怒在整个加勒比地区一触即发。

年10月7日,在莫兰特贝进行的一场司法诉讼中,一位引起混乱的黑人被逮捕,一群人去保护他,并将其从民兵手中救了出来。一位名叫保罗博格尔的黑人牧师被怀疑煽动人群,于是,10月8日,8名黑人去逮捕他,他们被博格尔的支持者拦截住,并被缴了械。博格尔将官员们送回莫兰特贝。

10月11日,博格尔和名以枪、矛和刀武装起来的士兵进入城镇,并与地方治安官发生了言语冲突,民兵向博格尔和其人员射击,而他们则以投掷石块还击,并迫使民兵和地方官员退入政府驻地。激于义愤,博格尔的人员点着了房子,并将试图逃离的人打死。

反叛者洗劫了莫兰特贝,烧毁了城镇中心的所有建筑,释放了监狱中的所有囚犯。反叛者转入乡村,并发誓杀死该地区所有的白人。人们预期这将是一场类似海地革命的起义,牙买加全岛陷入恐慌之中。总督爱德华艾尔迅速派遣军队来到该地,所见黑人不管是否参与叛乱,一律射杀。博格尔被抓住并被杀害。在20世纪,牙买加歌唱家鲍勃马利在其歌曲《如此多的事情要说》中对受到殖民当局镇压的博格尔表达了同情。时至今日,博格尔在牙买加仍是一个英雄的形象。

在10月11日的起义中,22名平民和官员被杀,34人受伤。在艾尔的报复中,约名所谓的反叛者被处决,叛乱者及其同情者的幢房屋被毁。

英国总督还逮捕了乔治威廉戈登是一位苏格兰农场主的儿子和一名奴隶,就是认为他在起义中起了作用。戈登是一位会计师,也是博格尔的朋友。据说,戈登在教区内富有影响,他参加了这一地区为穷人服务的浸信会,而且他还是议会的一员。他同情农民的处境,批评总督和城镇官员。戈登曾称总督为独裁者,鼓吹以武力将其从位置上赶下来。10月23日,总督对戈登进行了审讯,陪审团裁定他犯煽动莫兰特贝叛乱罪,也不顾叛乱发生时其不在该地区的事实,判处其死刑。戈登的尸体一直吊在被焚毁的政府前的杆子上,直到腐烂。

总督艾尔的残酷镇压使得英国议会很不高兴,他被撤了职,该岛由国王直接统治。然而,英国报纸将反叛视作由不守规矩的黑人领导的暴动进行宣传。这给种族主义者政客以口实,他们声称牙买加的黑人根本没有准备进行自我管理。此后近一个世纪,莫兰特贝起义一直被视为犯罪行为,而不是一次政治起义。直到年维克里德的小说《新的一天》,才将这一事件以反抗的观点加以叙述。该小说使学者们对年10月的这一事件进行了重新思考,并认识到莫兰特贝起义为牙买加的居民播下政治自觉意识种子的重要性,这个自觉意识的种子到20世纪中期才开花结果。

由于西班牙宫廷的政治分歧,年,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将王位传给其儿子费迪南德王子。拿破仑波拿巴热心于扩张他的帝国,并且意识到西班牙宫廷的分歧,于是进行干涉,强迫国王将王位让给拿破仑的弟弟约瑟夫波拿巴。年5月2日,西班牙人奋起反抗拿破仑,这场战争就是闻名的独立战争,又称为半岛战争。战争的结果,西班牙王权失去了对美洲帝国的有效控制和勾通。西班牙殖民地形成了独立的团体进行自治。年,西班牙在英国的帮助下击败法国入侵者。这场战争导致了西班牙第一部宪法的产生。年宪法建立了议会政体和有限的君主权力。然而,在法国干涉时期,殖民地学会了不依赖宗主国指导自我生存,到年,西班牙帝国成了历史。

18世纪末,经过经济与管理方面的改革,西班牙的统治比以往更加有效。然而,拿破仑的入侵给西属美洲创造了一个权力真空,也暴露了殖民地与宗主国正在恶化的紧张关系。西班牙没有能力直接管理殖民地,而法国军队的占领却在整个西班牙帝国引发了一波民族主义和独立运动。当这一切都结束之后,只剩下波多黎各和古巴属于西班牙。

殖民地迅速相继脱离。委内瑞拉年宣布独立,其后哥伦比亚年、秘鲁年宣布独立;年危地马拉、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和萨尔瓦多建立了中美联合省;厄瓜多尔和墨西哥年脱离。年,西蒙玻利瓦尔彻底击败南美的西班牙军队。

历史学家和学者们经常问为什么波多黎各和古巴继续忠诚地留在西班牙。部分答案在于奴隶制度,尤其是古巴的这种情况。奴隶制度阻碍了古巴对国家主义的渴望,因为当地的农场主害怕海地式革命,它依赖西班牙军队来保护适当的奴隶制。西班牙王室的拥护者纷纷逃到了古巴和波多黎各也影响了它放弃立即独立的决定。

这种移民的结果是古巴和波多黎各的人口戏剧性地增加。在波多黎各,人口从18世纪80年代的15万增长到19世纪初的40万,其中的80%的人员在乡下安顿下来。他们包括名科西嘉移民,按照年的王室特许令被允许进入波多黎各,这是用来吸引来自欧洲其他地方而非西班牙的定居者。他们定居在波多黎各西南部部分山区的乡村,种植咖啡、甘蔗和烟草;至19世纪60年代,该岛上7/10的咖啡种植园属于科西嘉的家族。特许令给予移民特定的利益,包括给每名家庭成员分配有6英亩土地,每名奴隶有3英亩土地,并成为西班牙公民的权利。这些利益使得新来者不支持反叛西班牙的图谋。

因独立战争产生的难民来到殖民地的岛屿上,他们也不愿支持反叛。由于年西班牙授予的政治权利,独立运动更加缓慢。拿破仑年侵入半岛,西班牙公民组织了自己的团体,政府由军队或公民组成,或二者兼而有之,他们在伊比利亚半岛上与入侵者斗争。年,加的斯的团体宣布波多黎各为一个省,而非殖民地,以寻求联盟对抗拿破仑,它在西班牙宫廷或议会有足够的代表。该岛的代表帮助起草了年自由主义宪法,并要求万一西班牙被法国打败,波多黎各有权宣布独立。这种示意使得波多黎各人认真考虑是否要与宗主国分道扬镶。

然而,这些政治自觉是短期的。年,拿破仑失败之后,西班牙的君主制重建,立宪政府被解散。回到专制主义是导致许多西班牙殖民地寻求独立的关键因素。西班牙仍然动荡不定,年,恢复了王位的费迪南德七世被迫恢复以前的立宪改革措施。君主与政治精英的斗争在继续,年,国王再次取消了立宪的成果。国王派遣总督和总司令带着不受限制的权力到古巴和波多黎各,这些总督和将军们统治着这些岛屿就像国王一样。他们的粗暴鼓励了渴望独立的分离主义运动。

结语

废除奴隶制的路艰难曲折,独立是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反奴隶运动在全世界大范围得到响应。民族主义深入人心,他们也有平等、自由的权利。奴隶制将不会再重蹈覆辙,因为那是殖民者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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